“应对全球气候变迁——正义•规则•人类福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办

发布时间:2016-05-18来源:人文学院字体:[]设置

    5月15—16日由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美国耶鲁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应对全球气候变迁——正义•规则•人类福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同新楼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南非、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国际大法官40余人济济一堂,就全球气候问题所关涉的公正、人权、政府责任、企业行为、公民自律、法律约束、国际条约及准则七大问题展开了专题研讨。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美国耶鲁大学全球正义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博格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所原所长李景源研究员也分别致辞。本次会议就合理排放的对策提出了九个方面的思考点。

    第一,减少排放应当以正义为本。讨论排放问题归根究底是一个正义论的本质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教授指出,全球气候变迁问题不只是工具理念上的问题,更是价值理性层面上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环境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整体性问题,是同各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阶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治理模式以及国际产业等因素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正如本次国际论坛主题所显示的那样:是一个关乎正义、规则、人类福祉的问题。美国耶鲁大学全球正义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博格教授指出,“奥斯陆准则”的本质是正义问题,人类是主体,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排放问题讨论的基准应是正义原则,因此,我们更应当对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照和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景源研究员深刻地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正义的三个重要含义: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生态兴、文明兴,生态衰、文明衰;人类生产力本质上就是绿色生产力。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柴麒敏以参加《巴黎协定》谈判的亲身经历,运用大量的实证数据分析指出,造成气候变化恶果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有人说谁污染谁付费,但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因为它是一个长尺度的过程,涉及到1750年以来到现在所有的排放,这些责任怎么去追究?因此,分析气候变化的正义原则应包括:历史责任的原则、各自能力的原则、预警的原则。

  

  

    第二,减少排放应当首先回到科学的计算上。托马斯•博格教授指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约有33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如此灾难逼迫我们每一年都会以一个相同的标准降低人均碳排放量,当然,各个国家排放标准各异,如中国是7吨,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是7吨左右,而美国是17吨,澳大利亚17吨,还有一些国家可能达到28吨甚至更高,但一些贫穷的非工业化国家甚至低于1吨,他认为,7吨以上的国家必须要降低排放标准。回到数据上的分析又引发了如何计算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教授提出:是计算生产还是计算消费?这里面直接关系到发达国家如何计算,发展中国家如何计算,中国如何计算等等,复杂的环节正是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同,欠发达国家所生产的东西虽然在排放气体,但它不消费,它出口到发达国家,如果把这个东西全部计算到生产国,这是不公正的。
    第三,减少排放要注重依法治理。会上,多数国外专家和法官一致认为,减排问题应贯通到法律、法庭、法官等环节中去。国际法庭大法官亚普•施皮尔认为,学术界的讨论,要么关注人权法、要么关注责任法、国际法以及宪法等方面,仅此手段还不够,我们还要考虑到所有法的范围,以便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法理基础。因此,要从国际法层面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单靠国家立法、州立法,无法协调全球问题。这个世界像贵国习总书记所讲的,要用全球利益共同体来解决国际综合治理问题。但是,华东师范大学赵修义教授指出,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法律很难制定,也很难有效,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来判定谁违法,其实联合国有很多东西是道义性的,约束力是很弱的。江西财经大学张定鑫教授认为,国际法也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如何执行异质多样的共有法律条文,其真正的执行力令人怀疑。
    第四,减少排放要回归到人权问题的思考。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詹姆斯•西尔克指出,我们应当关注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它影响时,人权方面的问题。主要关涉到人的发展权、人的尊严的权利、健康的权利、程序上的权利以及避免跨国境的人权侵犯等五个方面。湖南师范大学唐凯麟教授提出了代际储存的重要理念,重点阐述了代际储存和碳排放问题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代际储存关涉的原理就是现代人和后代人的人权问题。上海《文汇报》理评部副主任杨逸淇提出,从中国的实践看,科技创新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如果要回到人权的话,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实际上就是利益调整过程,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推动人权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国际间人权问题的交流与合作非常重要。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指出,人权与自由相关联。可是,西方自现代性发育至今形成的人权观充满着幻象。过分地拔高人权对现实问题思考的地位,无助于经济社会现实的问题的解决。首先我们要深刻反思人权是什么这个问题,人权究竟是外在给予的还是自我意识到的,还是本身就不存在的,是人的一种自由本质被拒斥,如果把这个问题思考透了,排污的人权论就应当转向一种更深层次的政治哲学批判。

     

     

    第五,减少排放要重视政府的责任。上海市环境科学院低碳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胡静以大量的数字、图表展示了一个重要的案例:上海在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引导下,在解决排污问题上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着特殊的困难,政府既有合理的顶层设计,又有有效的抓手,从而将国际特大型城市的排污降低在较低的水平,这是世界之举。澳大利亚环境法庭法官布莱恩•普林斯顿为会议提供了诸多案例,这些案例非常实证、非常有说服力,旨在说明发达国家应用法律的约束有效地制约政府在排污问题上的不作为,或监管缺位,治理环境污染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如果政府不作为,法律应对政府进行问责。
    第六,减少排放应当注重企业责任方的细分。长期以来,人们对企业排放的理解存在着不少误区,简单的把企业排放的责任仅仅归属在一个领域或一个环节,要么是生产问题,要么销售问题,实际上应当从整体与局部关系的角度来考量责任方的细分问题,这也是企业内部的排放的公平与公正问题;亚普•施皮尔教授指出,企业必须达到排放的允许值,否则企业必须迅速降低的排放量,这样一种减排义务,对于相对不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要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减低到允许排放值。南非斯泰伦布什大学菲利普•萨瑟兰教授提出,不要大而笼统地抽象理解企业概念和企业责任,应该深入到企业责任的细分问题,必须关注到生产环节、销售环节、供应商环节、消费者环节,如果对企业责任有这样一个深度的分解,就能够获得计算企业排污的相对合理的尺度,比较公平、公正、合理的解决企业排污的责任问题。张雄教授指出,当前中国企业的排污,为世界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方案,在关乎全球气候和国家排污标准的大局时,中国政府与企业共同担当排污的成本支付问题,让一种制度的先进性去化解和排除企业排污所带来的阵痛。应当看到,中国企业减排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已牵动了数以万计的钢铁工人的生计和失业问题,武汉钢铁集团和上海宝山钢铁集团都在服从“去产能、去库存、调结构”的国家大局,稳定、合理、合法地解决下岗工人的转岗以及再就业问题。无论是它们的钢铁产能、还是规模和总量都可以堪称世界前列。从它们的感情、心情和境界,说明了排污给企业带来多么大的难度,生存问题和排污问题艰难地考验着中国企业的命运,同时也看到中国工人为减排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第七,减少排放要提倡人人有责的道德理念。华东师范大学赵修义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把排放问题与道德自律相联系。赵修义教授提出,要提倡减排面前人人有责的道德理念,排污问题都指责政府与企业,为什么不考虑针对大众呢?因为现在气候问题之所以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和人类工业化、后工业化、消费主义时代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密不可分,人人都说雾霾、交通堵塞,但是还拼命买车、抢车,政府很难,政府要干预,老百姓不干了,特别是装空调、开汽车这些事情,谁听你的?你加大罚款,罚款之后有钱人都在不断排放,没钱的人既“享受”着排放的雾霾,又提高不了自己的生活,矛盾越来越大,所以,关注排放也更要关注每个人的道德自律。上海社会科学院陆晓禾研究员认为,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归纳为治标与治本,治标的话实际上也有涉及到标准里面的“本”,比如说博格教授说的新能源的发现,这个方面也是的。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本,关涉到造成污染这个灾难的根源,其中也内含着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上海财经大学范宝舟教授进一步指出:要注意到每个人的需求以及人的需求是否要加以引导,甚至在某些方面要做必要的限制。上海财经大学郝云教授认为,人人自律是社会走向理性和文明的根本前提,康德道德自律的思想,受理性意志力的控制,它是自我反思的结果,当然这个理性不光是一个习惯、习俗能产生的,而是要有一个自觉的认知,从而使自律的行为具有可普遍性,为所有的人所遵循。这就要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大众关注地球的生命、关注生命的质量,从我做起,自觉减排。

     

     

    第八,减少排放要遏制资本逻辑的负面影响。全国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指出,我们处在一个幻象的时代,也就是一个被资本逻辑所支配的世界,身体让我们这么做,思想却让我们那么做,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两难境地,这就是人类的生存空间:当发达国家在一点一点降低消费的时候,生产国的产品已经卖不出去了,于是我们就出现了大量的过剩产品,这是资本逻辑告诉我们的,我们没办法,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少消费一点,节约资源,但是他们如果真的节约了,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就更大了。我们何尝不想要一片蓝天?如果这样做了,我们的成本就会非常高,我们的产品一件也卖不出去,中国将重新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度贫困状态,这是资本逻辑的边缘。是国际的资本逻辑迫使发展中国家在排污问题上始终处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萍研究员提出,资本追逐利润还带来很多非理性的行为,如非理性生产、非理性消费,这些问题仅仅通过一系列的协定或者原则,是否真正能够矫正资本逻辑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的矛盾,巴黎协定还有奥斯陆原则在资本逻辑的冲击下,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第九,减少排放要靠国际关系中各国之间的合作博弈,要靠一系列案例的推进,要靠共同的意识、共同的责任、共同的行动。要呼吁从个别信念产生整体主义精神、整体主义的理念、整体主义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东西。《解放日报》的党委副书记周智强提出,国际间的利益调整关涉到博弈问题,对国家来说,也是这么一个过程。问题是,谁来买面临着一个发展的问题。如果是以不发展为代价来减排,这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中国经济伦理学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指出,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诉求、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之间的不同,构成了在利益排放问题上的复杂矛盾关系,它需要从哲学高度辩证理性地对待国际间的博弈、沟通协调及其发展的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卜祥记教授谈到了减少排放要有共同的责任、共同的行动、共同的意识,如果大家都处在一个自我意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生存世界,这个世界找不到整体共同的概念,这个世界要想推进排污问题根本不可能。在上海财经大学马拥军教授看来,单有共同意识还不够,还应当寻求解决问题的共同前提,这个共同前提是对先进制度的接纳、人类共同利益的协调、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和理解,以及对跨国资本的合理限制。
    (供稿:夏国军  供图:魏南海  编审:李卫  收稿日期:2016年5月18日 )